实际上，在对峙背后，达赖派出的特使始终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秘密接触。
身份独特的“邮差”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，是达赖与两岸秘密接触中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。 嘉乐顿珠娶了汉族女性为妻，不仅能说一口流利汉语，还曾在达赖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“流亡政府”内阁任职，与国共两党、康巴游击队、美国中情局等接触甚深。从国民党的蒋介石、蒋经国，到共产党的毛泽东、邓小平、胡耀邦……都与他打过交道。 嘉乐顿珠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。1947年之前，该校的名誉校长一直是蒋介石。嘉乐顿珠能读这所学校，国民政府的用意不言自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政府也向嘉乐顿珠伸出了橄榄枝。1952年，毛泽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，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，然后加入中青代表团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嘉乐顿珠却取道西藏山南地区流亡印度，这正是达赖几年后出走的通道。尽管嘉乐顿珠后来解释，他之所以出逃，是不想反对共产党，也不想帮共产党做事得罪一些藏人。但自此，嘉乐顿珠被中央政府认为是藏独势力中的头号人物。与此同时，海外激进藏独分子则指责嘉乐顿珠拿了中共的钱，往北京跑得特别勤。
从秘密访台到秘密访京 嘉乐顿珠复杂的政治角色，与二战后中外局势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。早在1955年西康出现骚乱后，美国中情局就找到人在印度的嘉乐顿珠，希望他能联络康巴人，物色人员出国受训，策划藏区针对中共的游击战争，并承诺给予大力援助。在与美国秘密接触的同时，嘉乐顿珠也看中了当时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。他曾写信给“中华民国”驻联合国代表，希望借助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，帮助西藏独立。然而，1959年3月，蒋介石在台发布了《告西藏同胞书》，这份文告把达赖等人视为“反共爱国（指中国）”的“难胞”，并不认同“藏独”的诉求。1960年，蒋介石更指示台湾方面不再与嘉乐顿珠联络。 1963年和1964年，嘉乐顿珠3次秘访台湾，与蒋经国会面进行沟通，希望台湾承认和支持达赖领导的政府。嘉乐顿珠的沟通没有取得成效，他只带回了一封蒋介石给达赖的亲笔信。信中，蒋介石仍然把西藏问题视为“反共抗暴”，而不是支持其独立，这自然不能令达赖满意。此后，双方断绝联系，直至李登辉上台。 不过，达赖与北京方面却在1978年突然出现转机。当时，邓小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在港找到嘉乐顿珠，主动提出和解意愿。1979年元月，嘉乐顿珠请示达赖后，在李菊生的陪同下，以私人身份赴京，邓小平与他在人民大会堂见面。
频繁赴京的交锋和矛盾 在首次接触中，嘉乐顿珠提出3个要求：开放中印边境，使流亡藏民可以回去探亲；恢复班禅的自由；由达赖“流亡政府”方面派遣藏语教师回藏搞教育。这3个要求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。邓小平还告诉他，除了“西藏独立”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谈。 1980年3月，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“西藏工作座谈会”。5月，胡耀邦和万里亲赴西藏实地考察。次年7月，胡耀邦在接见嘉乐顿珠时，交给他“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”，邀请达赖回国定居，要求达赖不要再纠缠历史；允诺达赖回来后，其待遇不变，可以让他当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”和“全国政协副主席”；达赖何时想回来，只要发个声明就行；如取道香港到广州，派一名部长去迎接，坐飞机回来就举行欢迎仪式。 然而达赖认为，中央政府有意把问题缩小至“达赖个人安排”，而不是与之商讨西藏问题。为此，两边的目标完全不同，初期接触毫无成效。 此后，双方都在“小心翼翼”地建立信任感，达赖还于1981年3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。然而，1987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的时候，拉萨却发生了骚乱。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对他说，“这是受你们指使发生的”，并通过他向达赖“流亡政府”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。对方也不甘示弱，回了阎明复一封辩解信，同时发泄了颇多“怨气”，比如1981年达赖写信给邓小平，没有回复，向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也没得到满足等等…… 事实上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藏区常有“事件”发生，对双方接触产生了不良影响。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双方仍保持着秘密接触。1989年西藏实施戒严，嘉乐顿珠还去了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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