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人民日报
不久前，一则德国37岁孕妇流产的新闻令人痛心。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镇上，一名怀孕3个月的孕妇因突然腹痛被丈夫送往附近医院急诊。然而，由于只有一名急诊医生，前台护士又认为孕妇无大碍，在经过长达4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孕妇因为大出血才被紧急推进手术室，此时胎儿早已死亡。德国看病“治病不救急”的特点可见一斑。
类似事情，本报驻德国记者也领教过。一次凌晨1点，记者突发急性肠胃炎，疼得满头冷汗，打车去附近一家医院急诊，发现急诊室里人满为患。前台护士简单问询后，便开启了等待模式。在熬过一小时后，一名建筑工人模样的男子终于被医生叫号。“在手指骨折4小时后，我终于要见到医生了！祝福我还能拥有完整的手指吧！”男子高举简单包扎、渗着血迹的手指，向所有人鞠了一躬，戏谑的语气里充满愤怒与无奈。听完男子的发言，记者放弃了等待，好在临走前护士给了几包能缓解症状的药物，熬过了那晚。此后，记者一般情况下再不去看急诊。
根据德国相关法律，每位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义务定期参与急诊服务。然而，这一义务一般只在工作合同中提及，联邦层面并没有统一规定医生参与急诊服务的最低频率和时间。结果，德国现有急诊医生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病患的需求，名为“急诊”，病人却急不得，只得漫长等待。
在梅克伦堡—前波莫瑞州，当地政府为鼓励医生多值急诊班，甚至补贴每小时18欧元的值班费。德国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专家福格尔指出，这依旧不能解决德国医疗最本质的问题，就是医生资源过少。
在加拿大，有一年4月份，本报驻加拿大记者的牙齿出了点小毛病，给一家牙医诊所打电话，对方的回答让人吃惊不小：“我们已经预约到7月中旬了，可以给你安排在7月下旬。”记者连忙询问，有无可能提前一些，毕竟3个月的等待太长。对方答，如有人取消预约就安排。后来确实有人取消了，但记者也无法继续等待，只得提前去药店拿了些药缓解症状。与朋友聊到在加拿大看病难，这位朋友建议道，如果你有慢性病，需要处方药，而又没有家庭医生，最好找医生朋友一次开个两年的，省得以后看医生麻烦。
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今年1月底公布了最新的政府医疗服务报告，披露了诸多让人触目惊心的医疗事故。报告指出，给不该做手术的病人做手术，手术部位错误、手术器械留在病人体内、输错血液等，都是澳大利亚医院里常见的医疗事故。虽然欧美等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体系，但医院效率、普通医生和护士的水平却远远跟不上现代医学的发展步伐，加之高福利制度监管不严等，导致这些国家医疗事故高发。
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、加拿大和英国等7个发达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，每300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医疗事故。失误除了使用复杂药物的原因外，还包括医疗人员劳累过度、人手不足、沟通不畅等。
另一份来自法国参议院的报告也指出，法国每年有1.8万人死于治疗方法不当、剂量不当、后续监测不力等原因。在澳大利亚，每年有1.8万人因医疗疏忽死在医院；每年有5万人因医疗疏忽遭受永久性伤害；每年有8万人因医护人员用药错误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去年年初，法国布雷斯特市一家医疗中心因2009年一起人工流产中的子宫肌意外穿孔事故，被判处总额超过54万欧元的罚款。据法国国家医疗事故赔偿机构主席勒鲁介绍，2016年该机构共收到4500多项赔偿要求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医疗事故的数量之众。
德国患者安全联盟的医疗事故数据更为惊人，光是医生把手术纱布或棉球遗落病患体内的事故，每年就有约3000起。德国医生协会的统计显示，每名德国人平均每年需就诊19次。德国人口约为8000万，与37万名现职医生相比，后者的工作强度不小。近年来，德国政府频频向外国医生伸出橄榄枝，然而，外国医生因语言不通交流不畅，加之高强度的工作，也增加了就诊失误几率。
此外，高福利制度监管执行不严，养出蠹虫。以法国为例，2018年年初两名前医护人员因从医疗保险中欺诈获利63万欧元（约合人民币492万元）被地方法院判刑，其中一人在2010年到2014年间利用助产士的便利，采用虚报发票金额、开具假发票、滥计出诊费等方式，从疾病保险金库获利27.7万欧元；另一人作为自由执业的护士，在一年间开立了1.8万份医疗票据，是正常水平的3倍之多。
不可否认，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有其优点。以加拿大为例，加拿大居民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有健康卡，凭卡看病，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。但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，渥太华医学院教授雅格·布莱文津指出，因为看病免费，人们即使没有严重或紧急病情，也会预约医生进行检查，导致候诊名单很长，并且造成医疗资源浪费。同时，政府为医生规定了接诊人数上限。此举本意是为保障医生权益、保证医疗水平、控制支出，但无疑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等待时间。布莱文津表示，加拿大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够优化。外国人如果无法进入加拿大的医疗体系，不仅享受不到免费医疗，而且看病会更难更贵，因为找不到家庭医生，多数情况下只能去医院看急诊。
在澳大利亚看病也是免费的。但患者在公立医院没有权利选择医生，也不能选择何时住院或者手术。澳大利亚华裔医生刘英在堪培拉从业已经近28年。她认为，澳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情况比较严重。“如果一名医生在私立医院每小时可以做4个肠镜检查，那在公立医院每小时最多只能做2个。由于效率低，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。”
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，一方面是致力于发展全民医保，另一方面是社保体系下的严重赤字和公立医院的不堪重负，为医疗系统增添重重危机。以法国为例，由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，医疗保健预算一再被压缩，公立医院医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。工资不高、工时超长，直接导致医生大量流失。如何在减少开支的情况下更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，确保民众和医护人员双向满足，将是发达国家医疗模式不得不应对的问题。（记者 冯雪珺、吴云、李锋、王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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