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环球网援引韩媒报道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，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选择生女儿而不是儿子，支持必须生一个女儿的受访者比例比生儿子高出24%。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，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%。
有分析指出，这是韩国女性地位上升的象征，是男女平等的进步表现。但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大部分支持生女儿的受访者认为，养女儿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养儿子。如果眼光放长远一点，女儿能在父母晚年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照顾。
由此可见，女儿比儿子更受欢迎，反映的是韩国社会希望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，本质上是另外一种性别歧视。
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，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观念深入人心。尽管二战后经历了美国强制性的民主改革，日韩依旧没能摆脱传统封建思想。
但与战败国日本不同，韩国经历的改造没有那么彻底，再加上本土文化的冲击，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逐渐对立，进而撕裂了整个韩国社会。
一开始，女权运动的诉求还很正常，比如男女同工同酬，女性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。但随着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，韩国女权主义者的要求逐渐从“平权”变成了“特权”，斗争手段也越来越激烈，最后甚至演化成“厌男”“仇男”的地步。
近年来，Megalia、Womad等极端女权组织崛起，成天鼓吹消灭男性，奈何现阶段无法达到，只能靠侮辱谩骂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博人眼球，著名的辱男手势“捏手指”也是她们创造的。
不同于日本男性的躺平，韩国男性也被极端女权主义者逼得更为激进，双方一言不合就掐架，越发难以收拾。
到了今天，男女对立在韩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，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，成为政客吸引选票的噱头。就拿现任总统尹锡悦来说，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“废除女性家庭部”、“取消女性岗位配额制”等口号，就得到了不少年轻男性的支持，最后如愿以偿地赢得了选举。
所谓的女性家庭部，成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女工面临的不公待遇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当时韩国正处于“汉江奇迹”的发展时期，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。为压缩成本，工厂选择了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工。
由于工作待遇和生存环境太过恶劣，女工们自发举行了抗议运动，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，但起码引起了社会对于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注，迫使韩国政府建立了专门处理妇女问题的女性政策审议委员会。
进入民主时代后，韩国女性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，女性政策审议委员会的名称也多次修改，最后定为了如今的女性家庭部，职责范围也从一开始的女性平等，扩展到综合性家庭政策及婴幼儿保育工作等。
文在寅统治时期，进一步提高了女性的权利和地位，提拔了包括秋美爱、康京在内的多位女性高官，随之而来的，还有韩国男性的怨气和怒火。
韩国男性生气的原因也很简单，经济形势越来越差，内卷越来越严重，工作岗位越来越少，为什么还要让女性来分享本就所剩不多的蛋糕？别看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还保留着女人只能起辅助作用的刻板观念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尹锡悦上任至今，依然没有下令取消女性家庭部，他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可以在不会引发女性抗议的情况下宣布废除。但显然，韩国男性已经等不及了，他们认为尹锡悦的竞选承诺只是空头支票，尹锡悦的支持率跌破30%，想来也有这部分人的功劳。
问题是，韩国男性的生存空间真的是被女性抢走的吗？就好像很多人觉得教师每年享受寒暑假是不公平的，可扪心自问，就算取消了他们的寒暑假，普通打工人就能享受更多假期吗？
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社会的不公不是普通人造成的，而是精英阶层用来分化底层民众、制造对立的借口，只有底层不团结，他们才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。
同理，极端女权和极端男权讨伐的对象也不是上层人士，而是和他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异性群体。说到底，嚷嚷着要消灭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是普通人，反女权的男性也没好到哪去。双方对立日益激烈，无非是因为经济增速减慢和上升通道变窄。
就好像前段时间爆火的《鱿鱼游戏》一样，一群失意的普通人互相厮杀，戴着面具的有钱人一边品着红酒，一边欣赏着动物世界般的丛林法则，嘴角满是鄙夷的冷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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